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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每一种媒介都会形成其独有的话语体系，互联网亦不例外。在互联网飞快发展、收获“第四媒体”这一称呼的同时，随着网民们交流的不断加深，互联网也在形成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有时通过原生于网络文化中的“流行语”表达，有时通过对既有话语进行重新演绎或改造加以呈现。
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兴盛，现实与网络的交互与交融也愈发频繁、深入。在此之中，网民们的话语在交流时就会引入现实的概念，成为网络流行语或是流行文化的素材与源泉。这些流行语或流行文化在成为网民们消遣的对象的同时，也反映出了网民们对言说事物的某些观点或是倾向。
与此同时，网络流行语与流行文化诞生与传播往往都带有一定的娱乐目的和娱乐化倾向。这种娱乐倾向所到之处威力极大，几乎一切事物都可以用娱乐化的眼光来看待，即使是政治领域的存在与概念也是如此。
媒介的力量不仅于其使用自身逻辑重塑走入其体系中的元素，它还可以“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波兹曼，1985）。因此面对这一娱乐化浪潮，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娱乐化倾向对于这些原本已具有特定语境与特殊含义的被引入对象而言，其原本的含义是否会被新的话语体系重新诠释？这种重新诠释，是否会对它们的严肃语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会影响到网民们对这些言说对象的认知，从而对它们产生新的认识？如果产生了新的认识，网民们又是如何构建的？毕竟，“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波兹曼，1985）。
本文基于发端于微博、后经由微信公众号传播开的“社会主义梗”[1]表情包案例，试图讨论上述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背景
“社会主义梗”是对2015年底从微博平台发端并向其他社交平台流行，以“社会主义”等政治话语与概念，加之革命主题的招贴画与海报为素材，拼贴制作而成的系列文段、流行语、海报作品的统称。
这些作品大都诞生于网民们的一次集体创作中。这一集体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微博用户“1ill”于2015年12月1日发布的一条微博“我就是喜欢你看不惯我 却不得不和我一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发端。该条微博在经过网友转发与点赞后得到传播，在不断的转发与评论过程中引发了类似句式、主题、文法的集体创作。在这一阶段中创作出的文段诸如“如果非要给这个爱加个期限，我希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微博用户@李铁根）、“你爱或者不爱我，社会主义就在那里”（微博用户@鞭鞭于白水）、“别低头，GDP会掉；别流泪，资本主义会笑”（微博用户@M大王叫我来巡山）、“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靠党的章程死撑”（微博用户@泼猢狲），等等。
第二阶段是由文段创作转向图文创作的阶段，最早见于12月5日微博用户“M大王叫我来巡山”发布了数张将先前由网友创作出的文段与传统革命招贴画结合到一起的海报，引起了更广泛的传播，同时也吸引其他网友加入其中，创作其他新的文段与海报。这一阶段的创作形式主要是制作者先在网络搜寻过去的革命招贴画，然后从第一阶段网友们创作出的文段中，遴选其中较为有趣或与招贴画内容相符的部分进行组合。组合的形式多为文图的简单组合，绝大多数都不涉及对招贴画本身的修改。在海报的字体上也多选择特别具有时代气息的宋体，并配以红色、加粗、大字号的形式呈现。经过此番选图、配字、制图的流程后，就制作出了新的海报作品。这种创作方式被研究者概括为“夸张表情和动作加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进行网络表情与价值观的拼贴”（龙柏林、刘伟兵，2017）。这些作品随后被网友和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集合整理，称之为“社会主义梗”，作为表情包而加以流传，这也成为了这一创作风潮中引发传播的最主要形式。
这些作品还被运用于在2016年初由百度贴吧“李毅吧”发起，面向台湾网民的Facebook“表情包大战”中。研究者在研究这一集体行动时，将“社会主义梗”表情包看作“对当代政治话语的个性话表达”（汤景泰，2016），认为其能够帮助台湾媒体改变对大陆地区青年在政治方面的刻板印象。
另外的研究者则认为这些“社会主义梗”的文段创作与表情包中，“并不包含多大程度的政治主张”（杨嫚，2017），而是青年群体对社会的一种回应方式。
（二）相关研究综述
话语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工具，可以用以表达观点和态度。当话语作为表达的工具时，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其内涵旨意出现了极大的增值，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姚少卿，2016）。话语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其建构性，它结合了话语符号本身及客观世界的意义，并通过自身的重构赋予话语意义（何丹宁，2013）。
“传媒话语与社会、文化、权力之间总是有着复杂的关联”（李敬，2016），在此之中，传媒与政治结合下诞生的政治话语便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对象。政治话语在不同媒介上的表达也成了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网络平台的出现给处于社会底层的普罗大众一个广阔的表达平台，使得“一直被排斥和挤压的社会大众的政治诉求得到了集中的释放”，并进而形成了鲜明的“大众政治模式”。这种存在于网络空间的政治模式，在研究者看来，群体特征上存在群氓化、极端化、娱乐化、民粹化的特点，在表达方式上则呈现娱乐化的特点（孙卫华，2016）。另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政治的娱乐化源于互联网平台自身的特性，是网民对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的不满与消费社会的娱乐环境，加之网络主体的非理性三层因素叠加而造成的结果（洪志雄，2015）。
在这种娱乐驱动的话语模式下，某些契合当下社会主题与民众心理，或是触动社会最敏感神经的事件，就能触动相关者之外的更广大网民参与（朱丽丽，2016）。对于由网民们引发的舆论事件和话语文本，有研究者试图采用“悲情”和“戏谑”作为主轴来阐释互联网空间中的一些社会舆论及恶搞事件（杨国斌，2009）。另一研究者则认为“情感”应当是网民们在互联网平台形成另类话语和对抗性论述的重要方式（袁光锋，2014）。
即使不是出于娱乐或消解目的，也有研究者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指出目前大众文化存在的明显的减轻政治存在的取向，但其目的并不在于革命或政治，而在于娱乐本身，通过娱乐来消除神圣与崇高，“戏谑是重构的前提，重构和反思是戏谑的目的”（王又平、孙斐娟，2011）。
对于政治话语进入网络平台后开始出现的娱乐化倾向，有研究者将其归纳为“娱乐问题政治化表达”——“将娱乐性的问题引申为政治性、社会性问题”，借以表达对政治性、社会性问题的不满，以及“政治问题娱乐化表达”——“裹挟在娱乐话题新闻背后的政治性、社会性问题的民众诉求反映”——这两种方向，并指出这是“网络政治参与机制的不完善、官民舆论场缺少交集” （周小倩，2015）的结果。这种表达方式具体而言，通常以“段子化”的表达方式予以呈现，以娱乐的方式解构官方话语（刘晨、张甜甜，2016）。
网络平台的低门槛特性使得旨在消解官方话语的“反话语”得以存在并不断演变、发展，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反话语”的话语是对民间话语属性的一种隐喻。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建立一个新的叙事体系，并借由这一体系对主流话语和言说方式和言说权力进行解构（姚少卿，2016）。
除却文字上的“段子化”，另一种解构官方话语的方式是采用图像的形式。网民们在互联网空间上借助影像文本，来实现“大众的反叛”，借此与官方话语共同建立“话语构型”（彭华新，2016）。这之中，图像文本的典型形式就是表情包。
表情包作为一种在互联网上表达情绪的方式，其发展经历了字符、图标、图片三个阶段。字符表情由最早期的:-)等使用ASCII标准字符的形式开始发展，而后经由日本的颜文字（Kaomoji，统括于Emotion概念之下）加以扩大。图标时代则以日本Emoji系列为代表，在智能手机时代到来之后逐渐流行，并大行其道。现今所处的图片阶段将表达情绪的图片或图标表情及文字结合起来，使得表情包能够表达的内涵被极大丰富。从明星、漫画动画到影视剧、综艺节目，乃至于新闻截图等一切图片都可以成为表情包的来源与素材。因此，有研究者将当下称作“表情3.0时代”（郑满宁，2016）。同时，作为视觉文化的一部分，表情包所具有的“直观性、娱乐性、平面性、空间性、相对无深度性”（王小平，2007）的视觉文化特性，也使得它能够为大众所欢迎。
有研究者将表情包在聊天场景中的流行归结于其具有的迅速、有趣、正确三个特点，因为其易于引发“直觉与下意识反应”（王书琴，2017）。表情包作为一种“以图像为主体的多模态话语”，能够利用图像塑造冲击力，从而获得更强的吸睛能力；其图像部分也有助于帮助文本重新构筑起所需要的形象；通过使用大众熟悉的形象作为表情包的图像主体，能够帮助表情包获得更丰富的复调信息（汤景泰，2016）。图片与文字的结合，使二者的语境相互交融到一起，“加强了意义的多样化与复杂性”（马中红，2010），用组合而成多媒体符号来解构既有的文化及其理念。
在公共场合中，表情包也因其娱乐性和模糊性，作为网友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一种方式，甚至是用户争夺话语权的工具（王书琴，2017）。此外，将表情包作为图像和文字结合体来看，通过使用具有多义性的图片与文字结合，从而能够固定表情包的基调，从而将表达的指向所希望的方向。文图的结合的表情包，同时具有图像的直观性以及文字在表达上的简易优势（夏冬，2016）。也正因此，以表情包为代表的视觉文本就成为了网民所处的民间舆论场传播的另类路径（周逵、苗伟山，2016）。
如果基于表情包“万物皆可为素材”这一特性，而将其作为网络恶搞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那么表情包也确实体现出网络恶搞文化的一部分缺陷：采用大量非理性、简单化的话语来评判社会事件，但是却无法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或途径（曾一果，2012）。而作为表情包的一部分，其文本部分也作为网络造句活动被研究者认为是“游戏性质的、反常规、很随意、非理性的文化活动”（王伟，2017）。
三、反差：话语娱乐化效果的基础与来源
（一）文本分析：反差中的力量
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梗”虽被看作是一个表情包系列，但其最先是因文段的集体创作而开始流行。大部分海报式表情包是在文段被创作出来后，才加配以革命招贴画制作而成，其中大部分文段与革命招贴画并没有叙事上的显著关联，仅有少部分海报其招贴画与文段相关，后者大都是在第二阶段才随着潮流创作出来。可以认为，文段才是这系列表情包的表达核心，而作为图像部分的革命招贴画更多地是起到情绪渲染与语境塑造作用，归根结底仍是为文段服务。故而本文首先将文段作为分析对象。
在“社会主义梗”的创作文段中，出现了大量政治词汇，它们被原样引用，并随着句式的不同为其赋予新的含义。如“社会主义”——“我用尽一生一世将社会主义供养”“人生只若如初见，社会主义天天见”“搞社会主义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又如“小康”——“喝最烈的酒，奔最幸福的小康”；“科学发展观”——“你若追到我，我就和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有“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GDP”“资本主义”等等。
创作文段的另一种创作手法是对带有历史特色词汇进行转制，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之火一颗两颗三颗四颗燎了原”；“资本主义的走狗”——“有朝一日枪在手，杀尽天下资本狗”。
从文本来看，这些文段的创作手法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1）套用歌词、流行语、段子的句式，如“手牵手一步两步……”一句原文出自歌曲《星晴》，“我用尽一生一世……”一句原文出自歌曲《爱的供养》；“喝最烈的酒……”则是流传已久的网络流行语；
（2）用现代的语言习惯或生活情境套用带有政治意义或革命意义的词汇，如“如果说我们还有丝毫的联系，那大概就是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吧” “喝最烈的酒，奔最幸福的小康”。
（3）套用其它带有强烈风格的句式。如“即使是这样的我，也想要用尽一切力量，守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那种感觉，您是不会明白的！”，本句采用的是带有日文痕迹的“日式翻译腔”句式撰写而得的。
纵观“社会主义梗”风潮中制作出的海报以及最初文段传播开时的微博热评，第二类手法创作出的文段更多，但是更容易传开的则是第一类文段，此类文段制成的海报也占主流，在传播过程中此类风格同样大行其道。
使用歌词、流行语、段子来进行改变的优势在于，这些既有的文本大都预先带有的各自的语境与情绪，这些情绪也由于先前它们各自的传播，业已存在于受众的认知中。因此，当社会主义等一类词汇被嵌入这样的句式构成新的文段时，句式便将其自身所具有的语境与情绪携带至新的文段中。尽管在这些文段中，“社会主义”等词汇语素是表达的焦点，但整个句式的语境却是情绪的焦点。“社会主义”这类词汇的严肃情绪与句式的语境构成的反差就成了文段的力量所在。
例如，“我用尽一生一世将社会主义供养”这一文段的对应的歌词原文为“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在这一替换过程中，“将社会主义供养”这一生活化的表达便减弱了“社会主义”一词的严肃意味。将“社会主义”替换成“你”这一过程塑造出两者之间存在等同或近似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将“社会主义”这一词汇所带有的严肃性，通过文段形成的反差与句式本身的娱乐性质，使之平实化、生活化。这一文段的构成过程中，“社会主义”这一词汇的作用是凸显其严肃意义，但是从文段整体来看，减轻这一严肃意义的娱乐化效果正是文段的目标。
在“别低头！GDP会掉！别流泪！资本主义会笑！”这一文段中，创作者对网络流行语“别低头！皇冠会掉！别流泪！坏人会笑！”[2]进行改造，分别使用“GDP”和“资本主义”替换了“皇冠”和“坏人”，形成了文段效果。从文本表面上来说，在革命招贴画所塑造出来的氛围中，“GDP”代表的正面意味和“资本主义”代表的负面意味是和以往的政治话语几无差别。整个文段也体现出一种正面的氛围，即为我国经济增长做贡献的决心与号召，同时还涉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但是，文段中叙事逻辑和情绪仍是由原句所提供的，革命式的情绪与段子式的话语结合到一起时，人们对原本段子的认知就会影响到对新文段的判断；加之文段中“别低头GDP会掉”透露出的已不再推崇的“唯GDP论”，以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立这二者已经不是现时流行的政治话语，以上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就构成了对政治话语的娱乐化表达。虽然这一文段在叙事上并没有消解词汇的严肃性——不如说它是顺应整个政治话语逻辑的。但是由于文段的素材自诞生之初就带有娱乐色彩，因此在再创作后其娱乐感依旧影响着整个文段，使得这一符合政治话语逻辑的阐述，连同其中使用术语的严肃性一同被娱乐化所覆盖。
“社会主义梗”正是通过词汇情绪或政治意义与文段语境方面的差异来塑造反差，使用带有娱乐气息的句式、要素来软化政治话语及概念中的严肃意味，从而完成由严肃到娱乐的转向，构成了这些文段的幽默、娱乐效果，并最终实现了对“社会主义”一类词汇所代表的政治话语的去严肃化。这便是这次“社会主义梗”集体创作中最主要的创作方式。这是对后现代时代特有的修辞风格——戏仿的娴熟运用，“一个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的表面意义相互矛盾”（杨嫚，2017）。
在第二阶段由文段向海报转向的过程中，图像中所突显出的革命气息又与业已形成幽默效果的文段形成新的反差。由于文段的口语化，在与招贴画共同构成海报时，就会营造出这些文段是由招贴画中严肃、认真、自信、满怀革命热情的人们在彼时的严肃语境中说出来话，如此便构成了一种幽默的效果。这之中，招贴画提供了严肃、热烈的氛围，政治与革命概念提供了严肃的话语，文段的句式及其本身带有的语境提供了娱乐的话语，它们相互补充与替换，构成了新的话语空间，意即“社会主义梗”的话语并非其独立的话语，而是多种话语补充的结果，补充的过程便形成了“特殊空间”，“这个空间的内容即被建构的话语对象”（高慧燃，2015）。
这样一种替换、重构、娱乐化的过程并非凭空而生。既然文段的效果来自于反差，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之中的反差实质上来自于诸如“社会主义”“小康”等革命话语与文段所描摹的对象——现代生活及其话语的差距，这种差距这构成了“社会主义梗”诞生的基础。
（二）反差追溯：政治话语的疏离
作为最热烈的话语的“革命”话语曾统治中国长达数十年之久。它从辛亥革命开始，穿过新中国成立，一直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逐步实现了由“革命”到“改革”的转型（唐爱军，2015）。此后，革命话语逐渐成为一种回忆，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青少年群体来说这种回忆就更是稀薄。但是在社会整体上仍保留着革命情结，故而社会政治话语仍受此制约，并保留着与这种认知相关的某种情绪（王小宁，2002）。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文化领域的消费市场逐渐发展开来，属于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也逐渐孕育而生。在二者共同的冲击下，革命话语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开始被加以商业化的挪用，“商业逻辑逐渐替代政治理念重构了革命图景”（孙斐娟，2012）。这种挪用在艺术上以政治波普的形式加以呈现，在商业上则以不断复制革命标语、招贴画、毛泽东时代领导人画像，将其作为商品出售。在文化与商业两重夹击下，政治话语开始在民间祛魅。
另一方面，在传媒领域，官方媒体的话语模式仍因其政治属性而难以转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仍停留在“前宣传时代”（赵丽涛，2017），惯于使用宏大叙事加以表达，“大多以口号式宣传或纯文本式理论探索解读意识形态内容，表现出斗争式、运动式、革命性等传统意识形态特征”（汪馨兰，2016）。同时，遗留自“革命”话语时代的媒体应当保持高度一致性的政治要求，在使得政治话语能够高效传输、政治动员能够有效进行的同时，也使媒体“逐渐丧失了创新政治话语的能力”（王小宁，2002）。
这种政治话语与现实的差距随着进入网络时代而不断加剧。因为互联网不仅是一个信息平台，还因其“前所未有的社群集聚能力和议题设置能力”，塑造出了新的社会场域与抗争形态（汤景泰，2016）。互联网拆除了信息壁垒与地域鸿沟，为普通大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知情权与情绪表达权，使得他们不必在遵从统一的政治话语体系来进行交流和提出诉求——因为在过去他们必须遵从这一话语才能进入大众传媒体系并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实价值逐渐趋向多元。
官方媒体的步履缓慢与民间价值的多元，使得政治话语越来越难以概括民间所认知的现实状况，从而更加难以获得民间的认同。尽管官方一度试图通过“走转改”等行动改善与民间的距离，但是政治化、指令性的宣传近来又重新出现，居高临下的传播方式依旧大量存在，使之不断“在视觉空间中被受众所抛弃” （何丹宁，2013）。对于这类命令式、专类式的行政语言，自然地会遭到公众的对抗式回应——“以愤怒和幽默等情绪化的方式”（马敏，2004）。
四、话语重构方式：政治波普
随着互联网到来的新媒体时代给予了用户自信力，他们以“一种颠覆传统和无所畏惧的创新精神”（刘文辉，2013），在网络世界中塑造出独具特色的话语姿态。大量的消费与文化产品涌入人们的视野中，既为人们提供了表达的素材，也教给了人们表达自己的方式。加之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降低的表达门槛，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创作和表达。这些都为大众进行话语表达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消费主义运行逻辑使人们习惯于追去物品所表征的自由、态度等价值体验，在一系列“符号编码操控”中以物品式的符号来置换真实的人生目的（刘迅、杨晓轩，2017）。这种思维也促使着人们使用符号替换式地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然而，尽管表达主张成为了一件可能的事情，但是“如何”去表达仍是一件需要斟酌思考的事——应当使用何种符号或象征来承载何种表达？消费社会的原子化为人们带来独立的同时也带来了零落感，“既在挣脱传统中独立，又在传统的倒塌中孤立”（弗洛姆，1941）。最终失去了根基的人们只能回去选择集体记忆中能够共同认知的部分，使用旧的话语来表达新的内涵。作为其结果之一，“社会主义梗”便诞生了。
从形式上说，“社会主义梗”是采用的是政治波普的创作手法。波普艺术本身是一种利用商业符号拼凑的手法，采用通俗、大众、游戏的方式把日常生活内容等社会形象反应出来的艺术创作手段（陈文雁，2013）。政治波普因涉及到使用政治话语及其符号来进行创作而得名，结合人们熟知的政治符号和政治形象，来表达或幽默、或荒诞、或嘲讽的意味。艺术家粟宪庭曾为政治波普归结出两大特点，一是“把神性的形象俗化、幽默化”，二为“把文化记忆——最能代表革命时期的形象诸如列宁、毛泽东、共产党徽标、红五星的记忆，与当下流行形象混杂在一起”（粟宪庭，2013）。
这一次“社会主义梗”的创作潮流便符合这样的特性，但又有所发展。首先，“社会主义梗”的创作主体已非专门从事创作的艺术家，而转向了更为普通的一般大众；其次，“社会主义梗”的创作中被俗化、幽默化的并非具体的形象，而是更为抽象的承载思想的话语，或者说是纯粹的“文本”本身。
在这次集体创作中，网民们将业已不再使用或是正在使用政治话语与概念引入网络媒介下的现代话语体系中，并用某种公共的“感觉”来代替那些概念原有的意思。这种公共的“感觉”，便是网民们无意识间聚合而成的对生活的认知与阐述，它是一种无意识、但带有一定倾向的组合。
在诸如“我用尽一生一世将社会主义供养”或者“如果我们还有丝毫联系，那大概就是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吧”的文段中，原本带有严肃的政治意义的“社会主义”或者“接班人”这些词汇已不再是其在惯常的政治话语或政治宣传中所具有的含义，而是代表网民心目中某种“感觉”。在这些文段中，“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变成了一种代表未来的象征。又如在“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靠党的章程死撑”这一文段中，“党的章程”也不再是其本意，而代表着某种“强制力”。可以看到，这些词已经全都成了网民们对现实生活中某些存在或“感觉”的代称与寄托。
至少从文段表面来看，在“我用尽一生一世将社会主义供养”“即使这样弱小的我，也想要用尽一切力量，守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那种感觉，您是不会明白的！”这些文段中，“社会主义”毫无疑问仍是一个正面词汇，但是其在过往政治话语中的严肃意味似乎却又已经不复存在了。网民们用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依旧是奋斗的目标，但是又能被多重解释。换言之，过往政治话语中“社会主义”的意义被替换了。
但是这种代换并不完全是破坏性的，也有继承与发展的成分在其中。例如“喝最烈的酒，奔最幸福的小康”这一文段中，“小康”一词依旧代表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望，但是其所处的文段语境则粗犷得多，洗刷掉了“小康”在日常语境中通常会带有的政治与宣传意味，更能让网民会心一笑。
为了增强娱乐与喜剧效果，网民们就引入了革命招贴画这一元素，来与创作出的文段一同构成新的文本。相比文本符号，图像符号因为其所具有的“直观视觉冲击以及心理暗示”（王书琴，2017）更能承载语境与群体记忆而不会轻易收到侵扰，这种群体记忆依赖于鲜明的符号特征，并能够轻易地引起力量感与共鸣。文本符号则容易历经重新诠释与再造，正如“社会主义梗”的文段。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便可再造出一种全新语境的意象。
因此，网民们在无意识间完成了一次逻辑的重构，那便是将政治话语——特别是现在依旧在使用与流传的政治话语娱乐化，并赋予其新的认识，用日常生活逻辑来软化政治话语的严肃性。网民们将一句句孤立的文段发展成表情包式的作品，并借由群体创作使之成为模因（Meme），尔后借由模因“模因通过模仿而传播”（何自然、何雪林，2003）的特质，吸引更大规模的群体创作，从而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词汇的代换，重新用戏仿的娱乐化方式将他们对生活的描述与概括赋予给了这些词汇。在研究者看来，这种代换的发生可以归结为政治话语“话语创新与内核保留顾此失彼”与“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缺乏互动”的一体两面（朱效梅、谢萌，2016）。
综上所述，由网民所主导的这场创作潮流这两个因素在继承了“政治波普”的特质的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八十年代初由艺术家们所建立起来的表达范式。然而，有意识的引入与无意识的情感共鸣仍然存在根本的差别。究其根源，后者是在消费主义带来的原子化环境下，以制作戏谑、欢乐的表情包这一流行形式，在传统的话语中追求当下认同的方式，仍不过是“个体在无从寻求自我归属的暂且安慰”（刘迅、杨晓轩，2017）。
五、娱乐化背后：网民一代的建构与寻求
有研究者曾经说，网络流行文化因有了新生代网民的参与，便不再是可以一言蔽之的表面事物，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葛金松、方秋玲，2013）。
在“社会主义梗”的微博传播过程中，“笑Cry”“笑死”“哈哈哈哈”等代表开心、幽默情绪的简单文字与表情占到了转发的大多数，不难从中看出对于这类集体创作受众总体呈现出的娱乐的主基调。其中能够使他们感到娱乐感的来源，如前所述，当属于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交叠所形成的娱乐效果。
显而易见的是，参与这次集体创作的网民们并非全都抱有明确的讽刺目的，他们只是由娱乐心态驱动而加入到群体创作中。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梗”的流行似乎并不能简单地以民意与政治的曲折表达或是“艺术性抗争武器”来概括。
有研究者从网络舆论中的政治参与娱乐化现象中概括出三个特点：“看戏”心态与“段子化”表达；以娱乐的方式解构官方话语；娱乐之后的事件“烂尾化”（ 刘晨、张甜甜，2016）。如果要“社会主义梗”的文段创作归类于上述中的一类，则可归属于第二类。但是“社会主义梗”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并非是在某一舆论事件中诞生的，而是近乎突然发生的集体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自身才是舆论。
娱乐的核心要旨在于逃避和满足，这种倾向会对其他领域信息的编码解码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涵盖经济、政治、技术、文化的多层次诉求变化的排他性逻辑。这一逻辑不仅会影响内容的表达形式，还会改变受众的观点和对待认识对象的态度（侯欣洁、王丽丽，2012）。
网友们热切地参与这样的集体创作可能并非对社会或政治议题表达不满，而是在于他们已经不再去认真看待政治，在这个“曾经的权威、偶像均被解构，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孟繁华，2009）的时代里，将其当作了娱乐材料。这隐晦地传达出一个信息：受众对政治本身的关心程度在减弱。个中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可能是因为政治参与感弱，参与政治无法获得期望的反馈，抑或消费与娱乐能带来更多参与感。无论如何，借助娱乐化这一方式，网民们对政治议题进行去政治化处理，得以以一种不那么严肃的、娱乐的口吻来谈论政治现状，“社会主义梗”对此一脉相承。
这一趋势的结果便是受众鲜再进行公共讨论，而是仅通过去严肃化与娱乐化之后的文本与符号来解读、看待并讨论政治议题，将其简单解读为社会观念与价值观上的偏差，而非通过具体的社会利弊来讨论问题。于是，政治成了感觉的政治。
“社会主义梗”的兴起，实质上就是这种趋向的外化，也可以认为是现在占主流的年轻网民讨论政治的方式，即去政治化的政治。借助这样一种去严肃化、娱乐化的表达方式，人们有了自己“正在谈论政治”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并未参与其中。
这或许将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只会讨论以他们所喜欢的更亲和、更娱乐化的方式来阐释的政治议题。与之相反，即使是重要且与每个人切身相关的问题，如果以一种不娱乐、十分严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受众就可能不会去关心，激起讨论，从而容许行政机关依照自己的思路去处理。如此一来，面临被破坏的就不仅仅只是政治议题的严肃语境。公众对公共议题的议价能力以及影响力都可能因为娱乐化而受到影响。
有研究者依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文化风险是社会风险中的重要因素的观点，提出网络流行文化所呈现出的群体心理问题无疑成为了新的文化风险（刘瀚榆，2015）。彼时研究者仍从极化心理角度来看待极端情绪在互联网中的蔓延，但是类似政治娱乐化这类并不极端、但是影响可能更为深远的倾向似乎就被忽略了。网民们在通过将政治娱乐化或将政治隐喻化的方式来逃避政治，却又谈论着政治本身。这实质上对涉及政治的公共领域的讨论推动并无多少裨益。
在这种“信仰诸说混合论的盛观”（里法泰尔，1978）之下，被推上舞台的严肃话语在观众们的境地就可想而知了。
六、结语
本文通过对网络流行文化一例“社会主义梗”加以考察，分析了此类文段的生产逻辑、语境构建与对言说对象的影响，并基于上述分析讨论了由此反映出的网络话语体系中政治话语娱乐化和去严肃化倾向。
娱乐化倾向是从电视时代就已成滥觞。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用了一本书的篇幅来讨论了音画媒介产生的这一倾向，继承了音画媒介特质的互联网自然亦不能免俗。
需要强调的是，个中问题并不在于娱乐化倾向本身，而是在于娱乐化倾向对一些话语造成的严肃性的丧失。这会使得受众对某一话题的主动聚焦的能力逐渐丧失，渐而失去兴趣与讨论的能力。
另一方面，这种借用政治话语与革命招贴画的创作方式，也具有潜在的舆论问题。使用流行语对政治话语进行重新演绎，不可避免地对政治话语带来冲击，这种游戏性的文字以及语言所传递出来的“游戏生活”的观念，也会对受众带来不好的影响（付海，2018）。虽然“社会主义梗”并不指涉任何一个具体的红色经典或烈士形象，却仍有可能在无意间破坏了历史记忆，乃至于消解主流价值（杨军，2018）。
总体来看，“社会主义梗”这一次集体创作，反映出的是互联网舆论场以及互联网流行文化对政治词汇、政治议题去严肃式的处理手法。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方面反映出政治议题在舆论中所处的无法直接加以表达讨论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则反映出网民等受众对于政治元素、政治议题的不自觉地消除其敏感性与严肃性的倾向，通过娱乐化的手段来为其重新赋予意义，以此来获得讨论的空间以及可以接受的方式。
这种奇妙的形式构成了中国互联网舆论场域的政治文化，尽管其本身以去政治化与去严肃化为最高目标。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梗”的诞生来自于官方媒体主导下的传统政治话语与网民所处的舆论环境间的隔阂。网民们缺乏能够切实表述自身情感、观念与期许的话语体系，只能选择通过具有共有记忆的既有话语体系进行再创作。从政治波普式的集体创作中，网民们超越了过往艺术家才能构建起此类语境的困难，以戏仿、构建模因的方式创作出“社会主义梗”文段与表情包，对传统的政治话语进行改造，并在集体无意识间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
在此背后，网民们选择了虽已被淡化、但现在仍在运作的政治话语体系，反映出以网民为代表的受众对政治话语进行去政治化谈论的倾向，从中能观察到受众仍无法有效、积极的参与公众讨论的可能性。这种近乎集体无意识的对政治的躲避与淡化，以及亟待更新以贴合当下现时生活的政治话语体系，均需要予以关注。
因此，在需要加强舆论引导，正确使用语言以及相关话语的同时，主流意识形态自身还应积极回应大众的现实关切，反应受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达上符合大众的接受与使用习惯（杨军，2018），才能避免再次陷入受众无话可“用”只得改造过往话语的窘境。
有鉴于“社会主义梗”不过是网络流行文化中纷繁的群体创作中一例，虽可期见微知著，却也难免挂一漏万。同时囿于篇幅所限与学识眼界之壑，本文自是难以面面俱到，力有未逮之处，亦需日后由更深入研究所补充，只能收笔于此。
注释
[1] 此处正字应为“社会主义哏”，“梗”字为误植，由于此名称及用法已广为流传，故不作订正。 [2] 此流行语有多个版本，此处仅举一例。本句式因范冰冰2015年1月2日发表的一条微博而广为人知。参见：https://weibo.com/3952070245/BDFOrlLkM。未经许可，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