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纪录片《中国市长》的一点闲谈。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中国市长》在氛围上予人的感觉,那“混乱”这个选项可能无出其右。手持摄像机随奔跑和车厢肆意晃动,满眼满眼的土路起伏不平,灰色的天空映着不知前往何方的未来,未拆的危楼遥望着拆完的废墟,孱弱的身躯坐在压路机前不肯起来,会议上直接干脆地骂到下属冷眼相对。一切都不加掩饰,不予赞赏贬斥,不做辩护攻击,把一个真实的大同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深谙中国社会环境的人可能不难猜测这种不加粉饰的真实会遇到的冷落境地。可能不仅是它不会受到以宣传为一大要务的当局的喜爱,还因为它没贴出任何一个标签,同时又贴满了标签。

长期浸淫在媒体们塑造出的标签世界里的我们总习惯于在面对某个事物时用一个标签来对它进行概括。一个好的中国,一个差的中国,一个好的市长,一个差的市长,一个混乱的城市,一个带有希望的城市,一场官员为了个人政绩的大规模作秀,一次统治者为了民众而放手一搏的盛大改革运动。但是在《中国市长》里人们却难以给耿彦波或是给大同市贴上某个简单的标签,因为他把好多标签都揽了下来,看似矛盾又自洽地共存在自己和这个城市的身上。理想主义也注重形式,回应民声却也手段强硬,声势浩大阵仗逼人却又能戛然而止了无声息。纪录片把人推到事实面前,任观众自贴标签又犹豫地把它们撕下。

影片所展示的现实从形式到内容都可谓粗犷,围绕着耿彦波的拆城建城征程,以及围绕在市长周围的各色人等。民众不惜早早等待在军区驻地门外只为等到耿彦波的出现,要到了第一套房子还要以楼层太高腿脚不便为由要第二套,承包商在会议上低声下气,在私底下口吐恶言。在推举改革的过程中大量民众的利益不得不为所谓城市利益与全体利益而让步,其中有些人得到补偿,而有些人却一无所获,只能恶狠狠地抛下“你们全都是贪污”这样的断语。

而在纪录片的更多篇幅中,看似高高在上雷厉风行的市长同样也面临着巨大而深切、并且可能永远不会为人了解的压力。为应酬而晚不归家惹得妻子不断用“一起去死”发泄着情绪,无力抵抗省委调任通知的事实只能在车中孤独地流泪。

春节前三天传来耿彦波被调离大同前往太原的消息成了全片的情感高潮,却也带出了一个令人迷茫的现状:在同样一个政党领导下中国地方却以不同市长的任期为单位呈现出发展政策与思路的反复变动。政府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本市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你方唱罢我登场,目的大都单纯明了:在自己的任期内造出一番可见的事业来,因为这正是自己的考核业绩,决定自己未来仕途的证明。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走政息”的局面反复重演,而普通百姓的生活就只能陷入无人搭理的难堪境地。

“父母官”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但到今天还在延续,不得说是构成了中国尚处于人治政治时代的一大标志。在片中耿彦波所到之处总是有民众拦路,甚至是大批人围堵,期待着耿市长的一个签名,得签名者可高呼“大同市这是第一任、第一个好市长”,被拆迁人则前后摇动着脑袋,倾吐着“让你们这些贪污的贪污、有钱有钱人活着,我们不活啦!”这样的恶毒话语。

有人收益,有人受损,有人为了政绩,有人为了理想,这就导出了下一个艰难的问题,耿彦波——甚至是更为广阔的中国地方行政单位的一把手,地方的统治者们——究竟是为了谁而施行统治?

如果说耿彦波是为了大同民众,但在有所受益的大同市民之外还有更多的生活悬而未决的一般民众。如果说耿彦波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这个政治理想的最终目标却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大同城市。如果说耿彦波过于武断而不顾现实,那在影片展现出来的纠葛复杂现实面前又要多久才能谨慎地推进他所期望的一切又成了新的问题。

在影片将至末尾的时候,得知了耿彦波即将调离大同的人们自发地走上街头,有人买来红布,尔后万人签名。签名后的人们集结成队,举着红布准备前往市政府,他们走上了马路而阻塞了交通,公交车无法正常开来,这惹怒了路旁的一个小男孩。当母亲跟他解释说那些人他们要房子时,小男孩带着不理解与不满用尖尖的嗓音发出一句叩问:“他们要房子干嘛呢?”

影片没有给出母亲的回答。

最后一声抱怨般的问题有些让人不知所措,因为不知道这个问题究竟应该归咎于孩童的天真与无知,还是优渥的生活给了他一种“何不食肉糜”式的困惑。

但转念一想他的反应又是再正常不过。很多人实际上也和这个小男孩一样,不理解也不打算去理解所谓大局或所谓其他人的处境,只是知道要载自己的公交车来不了了,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了,就会不满,就会抱怨,而对于其他人为何如此,他们全不关心,不想了解。这一点关于耿彦波也同样是如此,不会顾及耿彦波是为了谁,只知道不是为了我,那就该骂,该打。让人有了些“我们没文化的人就是这样”的恍惚。

在全片的末尾,耿彦波向摄制人员问道:“你究竟是拍了些什么东西呢?”

镜头这边回答他说:“我拍东西你都看见的呀。”

耿彦波沉默了一会,说:“我也不注意呀,有时候我也注意不到。”

这段问答颇有几分问禅的味道,忙碌了五年的市长到最后怅然若失地向跟着自己拍摄了两年有余的记者问道摄像机究竟拍下了什么,他可能都记不起自己究竟做过什么事了。抬眼往窗外看去,有四周的城墙,好像可算是政绩,可又算不得证明。

故事在此戛然而止,并且永远不会再继续。耿彦波在大同的这五年究竟是为了谁,谁也说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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