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威在我们手中分解

每周例行的微信公众号供稿。尝试了一下写时事话题，也尝试转一转文风。

但是失败了，还是熟悉的严肃味。也只能以“这就是漠伦的风格”来安慰自己了。

这篇文章谈论的是最近正热的“社会主义”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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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面貌的狂欢

第一次看到“我就是喜欢你看不惯我，却不得不和我一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样子”这句话出现在朋友圈里时，倒不是觉得好笑，也不是觉得眉头一紧，反倒有些感慨。后来随着周围的人开始转载搭配了这些崭新标语的革命宣传画，这种感慨终于定了形态：他们终于来到这一步了。

与这一次狂欢的类似的应当属三年前的“杜甫很忙”，彼时千万番变化的杜甫现在时而还会出现在时间流里以不同的身姿眺望着远方。但即使不找相似的狂欢，对革命形态和话语的调侃也早就不再是先锋或者罕见，硕大的搪瓷杯，印着革命风格标语的笔记本，仿五六十年代的钱包，现在和容易就能在街头摊贩那儿找到，有一阵这些样式的日常用品甚至流行得每天都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见到它们。

这一种病毒式的席卷与复制难免会让人想起安迪·沃霍尔和他的波普艺术。只不过我们的狂欢不仅仅是复制，还有再创造。这种创造在过去早已有之，可以追溯到十余年前。

只是无论是相比于波普艺术，还是相比于过去，这一次的网络狂欢还是有点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不同。这一次，不再是我们将自己的元素倒装进那些严肃的事物，而是让严肃来成为我们话语的一部分。

从这一刻起，过去崇高的东西，终于还是被拉下神坛了。

 

政治波普的反叛

有敏锐的观察者认为这场由“社会主义”哏引发的网络狂欢实质上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波普。这一种艺术手法常借助于波普艺术的语言特征，结合政治形象与商业符号，以大量复制及祛除艺术手法的形式来使过去的严肃政治元素与今日的商业社会相连接，从而达到消融政治的严肃性和寻觅新的社会精神感召力量的目的。

中国的政治波普浪潮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形式从普通画作到装置到表演多种多样，但是形式都比较单一，即大量采用过去的工农兵形象与革命话语，在当时甚至包括了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的形象。这些在曾经被奉为神圣的革命形象在政治波普中化作基本保持了他们严肃的原样，但是与新的元素混合到了一起，共存于一幅作品中。

王广义的《毛泽东一号》和他的《大批判》系列可以算是其中的出色代表。在《毛泽东一号》上很容易就能发现由安迪·沃霍尔引领的波普艺术潮流，印刷式的画法、完全一致的复制品、对严肃人物画像的再构造。《大批判》系列则是将外来的洋品牌和中国特有的革命工农兵的形象结合到了一起，使之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效果。

（王广义《毛泽东AO》，1988）

无论是《毛泽东一号》还是《大批判》系列，以及其它的政治波普作品，最显著的特征都是借用了过往的具有革命或政治气息的形象来构造作品。选择这些东西最初并不一定就出于政治考虑，而是在彼时刚刚迈进新的消费社会时代时，最能具有中国气息的“现代”的东西。就如同安迪·沃霍尔选择了玛丽莲·梦露、可口可乐、金宝汤罐头一般，都是与艺术家和一切人处于同一时代的东西。

当时的中国既没有具有切实魅力的偶像，也没有与他们同一时代的大众文化、所谓古代和传统文化已经以1949年为界被割裂成两段了。新中国不是大清也不是民国，那些东西都不是彼时新中国人的东西。对于生长于建国之后的新中国人民来说，切实属于他们记忆的，正是一度贴满大街小巷挤进生活一切角落的革命元素——粗线条描绘的赤红工农兵、领袖肖像、革命标语。

（王广义《大批判——路易威登》，2003）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艺术家与群众急切寻觅新的明星与能达成共识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会也就不奇怪了，因为这是彼时中国能够迅速引起人们共鸣的元素。当我们还不能制造出什么属于我们的且类似于西方的大众文化符号时，我们只能从政治文化中寻求素材。因此在上世纪末印刷着毛主席肖像的外衣、印着工农兵的文艺品一时间成了社会热潮，这之间或许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怀念过去的意味，而是将他们从政治符号的神坛上拉下，转身变成了稀松平常的商业榜样。

这事实上意味着一种解构和反叛，将曾经严肃且不容侵犯拉入艺术品和商品领域这一行为消融了它们所代表的政治意味，而转向了它们本身的强大的号召力量。人们将毛主席的穿在身上可能已经不是因为他是伟大的舵手，伟大的探路人，而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因为人们对他的崇拜。人们关注的对象从远大的美好图景落回个人和个人的品质，政治被放到了一边，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就由此开始。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子的一股热潮在近几年又有重新兴起之势，或者说它们就从未退出。那是否代表着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构建起一个新的能够替代这些革命元素的新的商业文化符号，答案就十分讽刺了。

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我们能够选择它们来娱乐，背后的动机十分简单。因为它们是我们心中最神圣的东西，曾经是，现在或许也是。

（王广义《大批判——可口可乐》，1993）

 

注定落下的崇高

在这一次的政治狂欢中，身为主角的并非革命招贴画——它们一点修改也没有，也并非配上了崭新标语的革命招贴画，而是那些标语本身。

在过去兴起“怀旧”风潮中，已经有了将革命招贴画或者具有风格的图像和新时代的语句或“格言”结合到一起。只不过人们往往只是借用革命的图像符号来搭配完全不相关的文字，就像在毛主席头像之下加一个“主席说我帅”或者“领导专用”，抑或在男性工农兵旁加一句“老婆最大”。这种形式实质上是在借用革命风格这一外在形式来装饰新的话语，使之具有某种“严肃”与“真理”的效果。但是这些革命元素或者政治元素而言，它们的本身的意义是没有被打散、或是受到干扰的，显得“怀旧”的是毛主席的头像而不是“主席说我帅”。在那个时候，革命还是革命，政治还是政治，它们都没有被引入我们的话语。

而这一次则是我们将过去、以及现在仍在运用的政治话语与政治概念引入我们的惯用语与话语体系中。从形式跨越到核心，用某种公共的“感觉”来代替那些概念原有的意思，事实上是将它们剥离了。

无论是“我用尽一生一世将社会主义供养”还是“如果我们还有丝毫联系，那大概就是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吧”，这之中“社会主义”或者“接班人”这些词已经不是它原来所表达的概念了，而是在参与者的网民中它们所代表的感情倾向。在这里，“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象征，一种代表着渺远、未知甚至是不可实现的远方或未来。又如“你我之间本我缘分，全靠党的章程死撑”，其中的“党的章程”也远非其本意，而是代表某种“强制力”。可以看到，这些词已经全都成了另一种代称。

这样子新的引入对于初次见到这些话语的网民而言，这些标语式的段子的魅力在于它们真正地触及了过去显得敏感、高高在上且不容侵犯的权威，这一次狂欢能够得以掀起实际上也正是因此。对于现在的网民主力青年大军来说，这毫无疑问地是顶痛快的一件事。

这也正是重构杜甫的角色能掀起风潮的原因。杜甫代表的是学校、教师、书本知识的权威，而社会主义代表的就是社会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权威。无论是何种权威，我们都会有一种潜在的想要推翻权威的冲动。

这种冲动不管解释成自我意识过于旺盛还是不愿受到束缚还是过于自我，或者说是拒绝行将成为过去的事物依旧笼罩于我们头上，都无关紧要，这一冲动可能并非来源于网民们自身，而是来源于外部世界的冲击。

与前一代或曾经的青年人相比，现如今作为网络舆论主力的他们——抑或说是我们正成长于一个开放的时代，开阔得如一片荒原，涌入了各式人等与思想都在争取着自己的一片阵地。新鲜的、陈旧的、美好的、丑恶的，全都在说对方不好，就自己好。我们就是在这样相互贬斥与自我赞扬的环境下慢慢成长起来的，直到长大后依旧如此。我们没能造出来属于我们的权威与英雄，也没能接受外面来的权威与英雄。所以最后，我们的选择就变成了，接受一切，但反对一切权威。

只是网民或年轻人们定然也没有能够硬碰硬地从文化上或者从理论上去推翻这些权威，因为如果要严肃地批判权威就必然要招致一个新的权威，这显然不是要网民们推翻权威的本意。所以他们选择了分解权威，消融权威的严肃性与它所能代表的含义，并在网民的新语境下赋予它新的含义，构建一个新的词汇，从而覆盖掉它的权威以及严肃性。这样，权威就在我们手中分解了。

而实际上这一次的狂欢真正“新”的东西实际上只是组合的形式，而话语背后所谈论的爱情、人生、梦想、奋斗、超越这些话题早就已经在空间、豆瓣、微博、微信中流传，这实际上也代表着构建这一次网络狂欢的网民们的语言习惯和语言内容已经定型。他们的世界里，重要的便全是这些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一次网络狂欢背后其实是一片迷茫与寂寥。站在喧嚣平原上的人被四周各式声音招揽，最终被搅得厌烦只能拒绝一切引路人。拒绝了权威的这一代只能自己四处晃荡，又找不到自己能公认的权威与偶像，只能矮子里拔高个树立一个看似光鲜实则颇不稳当的榜样。

四处反对到最后，就变得一无所有了。

 

我们谈不谈政治

有不少人人兴奋地认为这一次网络狂欢是一次民意的曲折表达与宣泄，实际上远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但是也不一定就当作一场笑谈而简单略过。

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次网络狂欢的参与者们并非全都抱有明确的讽刺意识或者是艺术化意识，他们只是无意识地加入到了由好玩有趣这些感情驱动的群体行动中。即使是这些语句和图片的创造者，也不一定讲得清自己制作这些图片或者段子除了“好玩”之外还有什么明确的动机。

不过他们确实是在无意识地做着一件事，那便是将政治话语——特别是现在依旧在使用于流传的政治话语娱乐化。至于这种娱乐化究竟来自于政治话语本身威严的丧失还是受众对政治不再认真看待可能难解难分，但是这个行为本身的意味可能会更加丰富。

人们争先恐后地参与恐怕并非因为对政治表现不够尽如人意而要怒吐怨气，而是受众不再去认真看待政治，转而将其当作了娱乐材料。这实际上是在隐晦地传达出一个信息：受众对政治本身的关心程度在减弱。无论是出于无能为力也好还是纯粹觉得无聊也罢，积极投身于这样的话语狂欢之中就代表着这些政治话语与概念的严肃性以及其背后的理论及逻辑都已经被消融了。

借助这样一种方式，人们就有了自己“正在谈论政治”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表达。只是如果这就是人们所喜欢的方式的话，那是不是代表着只要政治打破它原先的严肃性，转用一种更亲和的方式、能够放心使人娱乐的方式来表达的话，受众就乐于倾听。反过来那些重要并且与每个人相关的问题，不去以某种娱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受众就不会去关心，也就能容政府随意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了。

如果答案为是，那麻烦事才刚要开始。

每个人都在说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却鲜有人知道这个词最初所带有的深深忧虑，好似这已经成为定然似的。这一次的网络狂欢可能很快就被人遗忘，但是却构成了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谈论政治的方式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那就是笑着以为自己说了什么的时代。

只是如果狂欢将这么延续下去，在受众以为自己狠狠地踢了谁的屁股一脚时，他们对生活的不满或者对政治失范的担忧或许就在娱乐与谈笑之间消解——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消解。这样的消解给予了他们某种麻醉感，便有可能使他们视而不见的生活，或者拒绝复杂思索的生活。

到底是笑着视而不见会更好，还是了解了一切地忧虑会更好。谁也不知道。

 

首发于微信公众账号：三棵树(sanctuary-cyu)

题图：王广义《大批判——沃尔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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