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吴飞撰写的《浮生取义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的读后感与闲谈


《浮生取义》虽然以自杀案例成因调查为发端,探寻不同自杀的成因,但是最根本的目的还在于探寻对于中国家庭而言什么才是维系家庭继续存续下去的最重要因素。

书中对此给出的答案是家庭政治的平衡,使得过日子的状态能够平稳延续下去。而过日子的平稳状态则意味着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是正常且持续的在这个平衡状态的维持过程中,如果某一方或某几方的亲密关系没有得到维持,抑或预想中的状态没有的得到实现,那么这种平衡状态就会被打破,就会导致权力游戏的产生。

虽然全书一直在围绕家庭权力游戏的运作和对人自杀所负的责任与原因做研究,但是对于权力游戏为什么会产生,似乎并没有做出过多的梳理。

中国的家庭自中国的社会伦理诞生之始就建立了明确的阶级层级观念,一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于帝制的绝对服从也辐射到了家庭之中,不如说,对家庭中阶级观念的确立与坚持,就是为了巩固帝制的坚守。家庭中父亲的一言独体现出家庭的统治者能够在家庭中具有巨大的权力,使得各种资源能够偏向自己,或者引导家庭按照自己期望的轨道发展。这种握有权力的状态深深刻印在中国人对于家庭的认知之中,使得在后来的家庭生活中,人们为了实现自己期望的局面,并不会优先选择与其他家庭成员周旋,而是力图获得家庭中的权力去展开权力游戏,去获得彻底的自由。

在这种意义上,吴飞所提出的家庭游戏是为了维持某种亲密关系这样的说法可能更像是一种理想状态。这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争议程度的差别,在普通的家庭中权力游戏的争斗可能只表现为对家庭成员的讨论与周旋,但是在家庭环境不那么理想的环境中,权力游戏只能更加变本加厉。

当家庭的权力游戏被归结为一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在这之中理智或者道理的逻辑可能不会在家庭关系中占据主要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错误,但是在此般思考与讨论面前却显得有些无力。家庭关系的维系与持续就是在不断的权力游戏中进行,这是事实;权力游戏中家庭成员运用道德资本来调和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也是事实;但是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对更广泛事实的分析手段和认知法则却无法贯彻,只能在承认这些事实的前提下顺应事实的逻辑来处理,即使我们认为它不一定是正确的。

在这种困惑与无力面前,一些人就会不由得发出了“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这样的感叹。这种感叹,一定程度上是家庭疏离感现象的出现,也可能是,他在权力游戏中陷入得太深。

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你能用其他的力量使别人屈服,你又何必讲道理。虽然听起来有些冷血无情,但是在家庭环境里可能正是如此。对于中国家庭而言,长辈或者是家庭权威来说他们的高位身份就是道理和理由,而道理这种说法往往都是出于劣势的家庭成员提出的。而作用权威的高位成员与劣势的成员讲道理,更多的时候并非被道理折服,而是以一名掌权者自居的身份施以慈悲。对于这一点,身处劣势的家庭成员也十分清楚,道理只是一种达成目标的工具。这一点对于过于理性的人而言,可能会令其沮丧不已。

吴飞在书中说,家庭里的权力游戏是为了更好的过日子,维系家庭的亲密关系与平衡。沿袭着这样的思路,过日子这件事似乎就变成了某种应当完成的任务与既定事项。

实际上,吴飞在书中也给出了他所归纳的“过日子”的含义与这种猜想并未相去甚远,就是按照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在一生中完成既定的程序,并延续给下一代。

那么就不难理解家庭里的权力游戏为了更好的过日子究竟是什么含义了,这是这个伦理体系自我延续的方式。它通过交由某个家庭成员组织家庭秩序权力的方式,要求握有秩序的家庭成员维系这个既有的家庭体系与伦理体系,并将其延续至下一代的家庭体系中。

实际上这种自我维持还远不止于此,吴飞在书中提到的“做人”观念也是能够维系这一伦理体系继续存续下去的一大保障。 在吴飞看来,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做人并不是简单的成全自己,而是要做一个符合中国伦理道德与礼法、成熟的、过正常日子、有正常人格的人,在这样一套评价体系里,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是需要借助于外界的评价。换言之,这个做人,实际上在做一个符合外界期待的、只存活在他人眼中的人。

这样的评价体系使得一个人的社会存在被紧紧绑在这套评价体系之上,而这套体系实际上又会反馈到家庭的权力游戏中,同时也接收着家庭权力游戏的反馈。这就导致一个人如果想要在家庭中获得权力游戏的参与权和取胜的机会就必须顺从这种体系,而一旦参与到家庭的权力游戏中,就意味着与家庭群体的联系客观上也不断变得紧密。

但是,由于社会发展日益完善,个人能够获取的资源也越来越多,渠道日趋广泛,难度日益降低,使得家庭对于新一代的青年群体而言已经不显得如此紧要。家庭最初诞生于对资源能进行有效组织运用的需求,但是这一最根本的需求在现代变得不再必要。因此青年对于组件家庭的需求与欲望开始降低。这就造成了一种两难局面,一方面青年没有急切组建家庭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青年仍旧会被卷入家庭的权力游戏中。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传统文化中要求组建家庭的观念在过日子这一机制的理念下将对属于子孙辈组建家庭的问题引入了及家庭的权力斗争之中。

这样的趋势只会导致青年组建家庭的欲望愈发下降,并且将促使青年的家庭维系感和家体统观念进一步下降,并且进一步脱离现在所处的家庭。

这一趋势发展下去的结果似乎就是这种家庭秩序逐渐解体与失传。但是,权力游戏中通过攫取道德资本获得话语权与控制权的方式并不会失传,因为这种方式已经贯穿于中国的各种权力游戏之间,涉足期间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就使得权力游戏可能将会继续在家庭话语中继续流传下去。

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在社会上极尽所能褪去政治,在家庭里却极尽所能家庭政治。这样一种矛盾感里,可能身处中国的我们才是最深谙政治之道的一群人。

除却权力游戏的延续,另一种更要紧的观念可能也在短期内无法消解,还将继续影响着中国人,即“做人”的观念。诚如上文所言,在中国的传统语境里,做人并不意味着去做自己,而是要去做符合礼法纲常、过“正常日子”的人。无论是礼法纲常还是是否过上正常日子,这种做人的方式全都仰赖他人的评价,而他人的评价又直接影响到自身的社会存在。本来借由他人的评价建构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存在的方式并无可厚非,但是要仰赖于个人对家庭的选择这一点在今天就显得十分值得讨论了。这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这个评价体系对个人选择的容忍程度依旧不够高,要求人一定要顺应社会潮流并按照指定的范式构建自己的生命。这种要求和在个人自我不断觉醒、个人原子化的今天显然和青年的生活追求是相悖的。

《浮生取义》的副标题是“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自杀这一结果,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概念和做人观念对人在极端环境里的逼迫。由于外人的评价对于一个人的社会存在构建过于重要,而外人评价中家庭情况又处于重要一环,这使得自杀者没有自我选择的机会,也没有辩驳的机会,只能选择自杀来抗争或逃离。究其根源,这始终还是观念的问题。如果把结论往极端的方向推去,其根源在于这个逼人以死相逼的社会。

由于过去的道路太过漫长,积聚的力量也十分强大,使得在今日中国在改变伦理方面的旧观念上仍显得脚步缓慢,而脚步缓慢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容异率低下,在未来,旧观念与新青年的对抗将日趋猛烈。但是在此之前,新青年能够为社会带来什么新的观念,仍是未知数。如果在此之前旧观念便已退场,缺少基础的社会共识的社会可能将历经一段相当长的观念混乱。这样的未来,也不能被轻易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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