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乎提问《在<1984>里,两分钟仇恨有什么意义?》所撰写的回答。


为了维持对果尔德施坦因的仇恨以及反革命危机的存在。由于党塑造的这一个敌人形象并不存在,所以必须通过一个形式来维持对这个对象的仇恨与憎恨,从而巩固这个万恶之源的形象,建立一个“一切不稳定的社会以及糟糕的环境”都是果尔德施坦因及其领导的反革命集团造成的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并且,党需要一个根源来解释出现的一切反党罪行与叛国行为,还有离经叛道的学说与思想,从而为罪人定罪提供一个理由,并且能够解释为何在这个高压、密封、安全的环境下还能够有人去接触叛党思想。一定意义上说,一元的党派的敌人也应该是一元的,制造多元的反党组织对于党来说没有好处,不管是制造上的难度,还是推广起来的后果。

为了维持对党的崇敬与依赖。既然塑造了果尔德施坦因的反革命形象是为了制造恐慌,那么制造恐慌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人民心中巩固对党的崇敬。两分钟仇恨就是为了强调只有党能保护人们。不断地提醒果尔德施坦因的存在,兄弟团的传言就不会消散。每次思想警察的抓捕以及公开审判才能使人相信,党一直在为了维持这个社会的存续而努力。两分钟仇恨中不断强调敌人的存在——不管是果尔德施坦因还是欧亚国的军人和军队,就是要提醒人们的生活并不是太平的,而维持他们的太平以及得以存活都是党的功劳。两分钟总以老大哥的头像作为结尾,在人们的恐惧、愤怒、以反击渴望逃离的情绪达到极致并濒临崩溃时,配合激昂的音乐,以其作为感情收束,也更能升华人们对老大哥、对党的崇敬和依赖。

为了发泄党员们体内储存的情绪。党通过对性欲全面限制,将其精力与发泄渠道集中到革命行动与支持行动中来。但是大规模的释放——诸如“仇恨周”终究是少数,因此设立一个每天都有的两分钟仇恨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既借助这个活动巩固了人们对反革命的仇恨以及对党的热爱,又能使人们积压的情绪与精力得以发泄,而不至于把它投入到其他不必要的地方。不断的游行、社区集会、活动以及仇恨周要求的大量手工制品,甚至是突入起来的历史改变,均是为了使人们将其精力全部有所投入,焦躁以一种“无害”的方式得以消除。

“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只要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第二部第三章,茱莉亚语)
“他想,这话说得有理,在禁欲和政治上的正统性之间,的确有一种直接的紧密的关系。因为,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把它用来作为推动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把党在党员身上所要求的恐惧、仇恨、盲目信仰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呢?”(第二部第三章)

 

为了维持人们的群众化与同质化。每天的两分钟仇恨有助于将人们的情绪调动到同一水平,这和其它党所提倡、要求的群体行动是同样的。在两分钟仇恨及其它的群体活动中,人们互相监视、互相检查,使整个群体的情绪与观点维持在一个相同的层次与水平上。在这样的环境中,异样会引人不安——不仅是对于他人,同样对于心存异样的本人。由于存在异样者会被报告并可能遭到抹杀这样的前提,人们会不断在群体行动中调动自己,使自己和群体保持在同样的情感水平与认知水平。两分钟仇恨由于其立场性、频繁性和极高的调动性,在这方面有非常出众的效果。

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过片刻的情形,他发现自己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用鞋后跟使劲地踢着椅子腿。两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钟,一切矜持就没有必要了。(第一部第一章)

为了调动潜在的思想罪犯产生进行行动。越是强调反革命领袖以及反革命势力的存在,越是能使隐隐对社会产生怀疑以及反抗心理的人相信反革命势力的存在,从而能够促进其为寻找反革命势力展开行动,进而帮助党与思想警察有效地筛选出意图与反革命势力接触的人,从而进行抓捕和清洗。温斯顿就是相信着果尔德施坦因的存在,从而找到了自己的反抗心理应有的归宿,相信了兄弟团的存在,再被伪装为同为不正统之人的奥勃良所接近。

我们的现代常识 乘客无处可去(未竟稿) 当我们堕落自浮华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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