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反乌托邦的关系

本文首发于知乎,原问题为《性和反乌托邦是什么关系?》。

“反乌托邦”是一种社会构想,一般指的是与乌托邦相对的反人性的假想社会,极权社会是其常见的表现形式。反乌托邦是社会畸形发展、恶劣发展能够达到的终极形态。有关于性与反乌托邦关系之讨论,可以认为是在反乌托邦式社会构想中,性在社会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统治者是如何运用性来进行统治的,使用性来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原因是什么。
基于上述推测,便将这个议题转化为“性与极权统治之间的联系”,其中则包括性在极权统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何进行控制,将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等几个小问题。

首先提出结论:
对性的管理是反乌托邦作品中极权社会对人民进行统治的核心手段。

爱是一种颇有魔力的情感,它的力量甚至能在信仰之上。它是彻头彻尾的私欲,只为了某个人而生,亦只为某个人而动。爱是最能推动人去行动、甚至能使人逾矩的情感。特别是当爱情受到外界因素的阻碍无法实现或表达时,人最容易被推动去作出他原本不会作出的行动。同样,当一个人沉浸于爱情之中,他也会尽自己一切力量去守护这份爱情。这一点在许多作品中都能得到表达,几乎是创作者们的共识,在现实中也不乏事例。
性是人最本能的欲望,是爱情所期望达到的终点(绝大部分情况下,特殊的、圣洁的爱情就不在此多做讨论了)。甚至可以说,在爱情中就包含着性的渴望。一定程度上说,性是爱情的催化剂,可以促使爱情发生,也可以促使爱情升华。一般而言,得以进行性行为是爱的独占性的表现,也是爱情的最完满表达。人们在性行为中得到满足,亦能够收获“爱”的感觉。莫不如说,性会给人带来自己正在被爱的错觉,得到这种欲求的满足,人就可以别无所求。

“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只要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1984》,第二部第三章,茱莉亚语)

反乌托邦作品中,政府的目的是控制人民,让他们处于统治之下且无心反叛。在这样的极高的统治程度下,对于个人的控制不约而同地走向原生感情的层次上,并且不约而同地发现人类最原始与强烈的情感——爱情与性的渴望。
自然而然地,统治者就必须通过对这两种的感情进行引导从而达到操控民众使之安于现状不逾矩的目的。他们必然会发现,爱情的存在会使人作出可预料范围之外的事情,并且是不可控的。特别是,爱情会使人去想满足伴侣的渴望,倘若伴侣的渴望是这个统治体系下所不能满足的,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作出逾矩的事情。这就是爱情对于极权统治政体所存在的不稳定的、隐性的、潜在的威胁。统治者还会注意到爱情必然会发展成性的交媾以及繁衍生息、最后形成家庭。而形成家庭后的子女之爱将增加爱情的分量,并形成更大的威胁。所以,统治者必须要通过某种形式消除爱情的不稳定性,并消灭家庭的概念。

因而,统治者对于性与爱情的态度就会延伸出两种不同的方向,第一种是对性与爱情的完全禁止,第二种是对性与爱情的完全放开,并伴随爱的泛滥化与平庸化。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控制性生活来影响爱情,从而消除其不确定性与潜在的威胁。这就是统治者的目的。对性的控制是手段,对情感的控制是深层目的,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

这两种不同的方向也是不同社会发展形态的必然结果。对于第一种方式是《1984》下战乱、动荡社会、物质文明不够发达的社会中选择的结果,第二种方式是《美丽新世界》的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下选择的结果。
首先讨论第一种方式。我在回答一个与《1984》相关的问题时有过这样的论述,照搬一下:

党通过对性欲全面限制,将其精力与发泄渠道集中到革命行动与支持行动中来。但是大规模的释放——诸如“仇恨周”终究是少数,因此设立一个每天都有的两分钟仇恨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既借助这个活动巩固了人们对反革命的仇恨以及对党的热爱,又能使人们积压的情绪与精力得以发泄,而不至于把它投入到其他不必要的地方。不断的游行、社区集会、活动以及仇恨周要求的大量手工制品,甚至是突入起来的历史改变,均是为了使人们将其精力全部有所投入,焦躁以一种“无害”的方式得以消除。
在《1984》里,两分钟仇恨有什么意义? – 漠伦的回答

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有更亟待解决的任务去解决。由于物质文明的不发达甚至欠缺的现状,如若不加控制,群众的不满是会不断滋长甚至毁掉整个社会的。而相比起人本身的状况,更容易引起人愤慨的是伴侣及子女所遭受的状况。——这个方面能不能站住脚比较难说,但至少先提出来摆在这。
实际上对于《1984》来说,对于性的控制只不过是消除反叛的不确定性的一个方面。因为生活条件的谎言实实在在地摆在那儿,只不过是借由其它的高压措施将人们洗脑罢了。
战争终究是与人追求安定的天性相悖的,无止境的战争迟早要激起人们的反叛。为了阻止反叛的发生,就要让人们耗尽精力,为活着为革命竭尽全力,为某个口号,某个人,某句谎言空话竭尽全力。耗尽他们的经历,他们就放弃思考,也无力反抗。
英社需要革命的热情,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旦投入到爱情之中自然就不会给予革命足够的热情与精力。并且革命与战争生活是没有给爱情空间的,一旦生发了爱情就会不可避免地对占据时间精力的革命活动、生产工作产生厌恶,从而发展到对充斥着这些活动的生活的厌恶,对这个肮脏臭乱的环境产生厌恶,对这个永无止境的战争产生厌恶,对英社产生厌恶。厌恶必然会激起不合作,不合作就意味着走向反叛。
这就是英社力求根绝爱情的理由。也因此少年反性团便应运而生。拒绝性行为,就不会产生爱情。没有了性行为的爱情,必然不能生发,不能滋长。
但是问题在于繁衍生息亦是必要的,社会仍然需要源源不断的齿轮与劳动力。性生活也包含着对繁衍后代的渴望与需要,如果彻底禁止性生活,人口的繁衍就将成为一个巨大问题,这个问题在英社社会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就有了指派婚姻制度,将繁衍行为政治化、任务化,强化了性行为的目的性和政治性从而使这一行为能带来的原生的满足被扭曲和覆盖,性行为能带来的情感满足也被消失,对性行为的更多渴望也随之散去。同时建立童子军团,在培养革命人才与合格公民的同时以树立仇恨的形式根绝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之爱,将其化作革命需要,以子女监视父母的形式树立恐惧与敌对。由此再进一步地削弱人们对性行为的渴望,从而达到抹杀爱情与亲情的目的。

采用第二种的《美丽新世界》是在物质文明充分发展后选择的结果。因为人们的温饱问题满足之后,就要想办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统治者发现,满足人们一切需求,特别是给予了肉身上的刺激使之充分满足后,人就不会有更多需求,也不会关心更多的事情。以欲求的满足控制民众,这就是《美丽新世界》的方式。因而,香薰、靓丽的衣装饰品、感官电影、唆麻不一而足。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性的满足。
对性行为的完全放开,促进滥交、乱交现象的产生并使之正常化,实际上是在破除爱的私欲成分,将其泛滥并劣化为与友情无异的普通感情。从而使爱情本身变得无足轻重,倘若这个人不行,那换个人就行了。另一方面,性行为能够给人带来最大程度的满足,这种满足是爱情追求的最高结果,性行为堕落至信手拈来的程度之后,人们就将浸淫于这种极强的满足之中,再加上一些舆论的引导,追求爱情的必要性也就失去了。失去追求爱情的必要性后,爱情本身的私欲就不会被了解,潜在的为了伴侣去满足欲望而逾矩的可能性也就变得极为低下并且接近消失了。毕竟人们定然会注意到,当伴侣的渴望得不到满足时,伴侣是拒绝交媾的,而这个伴侣的交媾得不到满足,我还能去找其它异性得到满足,我何必要为你这一个伴侣去费那么大劲甚至去冒险呢?
通常情况下,滥交必然带来的是人口的爆发式增长。而孩子代表着一对伴侣之间的联系,孩子是一对伴侣绑定的标志,并附带了相当多的责任与不必要的感情。这与滥交的方针是相悖的。所以人们自然地选择了人工繁殖的形式,彻底拔除繁衍生息带来的责任与感情负担,使人能够毫无顾忌地投入到肉欲的满足中去。
欲求满足后人们就会安于现状,不逾矩,不求改变,也会更加依赖这个社会、更加不希望这个社会被改变。当这样的群体达到足够大的程度的时候,异见者的力量就会显得特别弱小,也不会得到理解。这时候将异见者从社会中剥离也就不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也是这种方法的恶毒之处,人们不会同情试图将自己从无尽欢愉中拉出来的人的。

但上述两种方式对应两种社会形态的说法似乎在《我们》面前并不能成立,姑且将其算作一种特殊形态。因为《我们》中的国家选择的是一种类似于折中态势的手法。它更偏向《1984》,却又有些不同。
统治者采用的是固然秩序进行统治,完全秩序化之后性行为也不过如同几天一次的消遣一般。并且统治者亦预见到了爱情和亲情可能带来的不稳定性,所以将这种行为秩序化、规范化。伴侣同样采用了指派制度,被限制的性行为不冷不热,被化作了秩序的一部分。既然是秩序的一部分,那也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此将爱情从理念上将爱情平庸化。另一方面,将秩序外的感情病理化、妖魔化,将过激的爱情反应认为是病症,要接受手术。人们就会认为,既然是病就应当避开,从而使人避免自己过于深陷于爱情。怀孕亦不是随意允许之事,将繁衍后代秩序化和国家化,以此割裂孩子所带来的感情意义。
后来《我们》的想法被化成《1984》及《美丽新世界》的两种极端,所以其本身也就没有比较明显的象征意义和深层次意义。
(因为《我们》我就读过两遍,也没有作品在手头,全凭记忆写下,所以这部分可能会有点偏差。)

细究起来,反乌托邦三部曲没有一部不是因爱情而使生活失控的。
《1984》里温斯顿与茱莉亚因爱情走到一起,过上了禁止的生活,甚至走上了兄弟团反叛的道路。他们走到一起,以茱莉亚的肉欲和爱情而联系,他们在自由而纯粹地性生活中走到一起,解放自己,变得大胆,最终渴望去破坏阻碍他们相爱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茱莉亚并非渴望去反抗体制,她丝毫没有去与体制和社会产生关联或去做什么的打算。她是因为爱情和温斯顿站在一起的。
《美丽新世界》里——虽然不是主线剧情——约翰因对列宁娜的原始的爱及其中内含的独占欲而选择离开并最终酿成悲剧。
《我们》就更直白了,503因对330的爱而挣扎而失控,而选择帮助330进行反叛。90因为对503的爱冲破禁忌用自己的肉身怀上了503的孩子。

可以看出,对性的控制主要还是为了控制人的感情,使之能够一直处在统治者的统治秩序之内,不要作出过激的、威胁统治秩序的事情。
其实每一部反抗作品都是因爱而变,只是大都回避了爱情里面所包含的性的意味——毕竟性的意味是有损爱情的圣洁性和纯洁性的。这一点如何而来很难说清,大概是因为肉欲本身就不那么圣洁吧。
反乌托邦作品常选择以性作为控制的核心起点,不仅因为性能够生发这些感情,更因为性是人最根本的欲求,不仅是其能在肉体、精神上带来最高层次的满足,更因为它包含着人类需要繁衍生息这样一层意义。因而,对性的控制就被认为是对人性最根本的控制,甚至是抹杀。
人类自然认为性是应该由其自由选择的,并且认为性最终理应为爱情所生,是私人伴侣间的行动。孩子只能是由一男一女,一个给予基因,一个承载基因、孕育生命,这就是爱情和性走到终点的独占欲。封禁意味着剥夺人性,放开意味着泯灭人性。实际上 ,所谓人性,也不过是对伴侣的独占欲。反乌托邦作品中的极权社会力图毁掉这种独占欲从而使人以不同的方式安定下来,处于完全的控制之下,人类自然会反对。因为人类的另一个天性是渴求安定,安定就意味着不改变。这自古繁衍以来的天性与逻辑,是不容改变的。

最后再总结一次,对性的管理是反乌托邦作品中极权社会对人民进行统治的核心手段。其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以对性的控制为目的,消除以爱情、亲情为首的感情对社会极权统治的潜在威胁与不确定性。从而实现更加稳定安全的统治。

Add comment